现实世界的市场大部分是所谓的垄断竞争，即企业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有一定程度的加价能力，但一旦加价幅度超出其垄断程度，竞争就会很激烈。

让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从来没有在海外留学，也没有在世界一流金融机构工作过的马蔚华，把招商银行建成了世界知名银行。这才会有姓社姓资的内部争论，才会发生邓小平南下讲话艰难推动改革的一幕历史。

他每说一个，我都摇头说：不好，不好。最近有位民间投资家和我见面时，说了几个他最近的投资构想。政府公务员出身的马蔚华大学学的是计划经济专业，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同银行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基本无关，大部分时间是做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的秘书。1988年，李贵鲜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马蔚华得以随调到北京，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等职，空降到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部门，1992年又调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党组书记。所谓道路自信，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

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连赖昌星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莽汉，只靠在香港注册一个皮包公司镀了点假金，回头就能呼风唤雨，和许多高官深有交往。后来投资家有些不快了，说过去20年里，我就是这么做过来的，几乎白手起家赚了几十亿，你怎么能都说不好呢？我答道：因为时代不同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已证明，盲目照搬照抄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攻坚战要打破行政垄断就要瞄准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关键，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国企快速私有化。从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不同属性来说，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模式中国有企业应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财政部管理的公益性国企，另一类是由国资委管理的营利性国企，概括来看两者主要有以下区别：第一，经营属性不同。据悉，下一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对国企进行战略性定位，一类是公益性国企，另一类是竞争性国企。公益性国企不以盈利为目的，其考核体系也不以经营利润为指标。

主张私有化的人没有注意到国企正朝现代股份制正确方向迈进这一点，而激进地要把正在健康运行的中国央企产权股份制改革进程打乱，快速分卖给私人大亨，重复美国百年前私有化老路和俄罗斯20年前休克疗法的失败旧辄，是不问国情、照搬照抄地添乱。在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中，它按照商业原则运营，与其他自然人和法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权利并承担相同的义务。

因此很难称中国的国企是真正经济学定义上的垄断企业。营利性的国企则属于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范畴，由国资委管理。对于当前有些人从打破垄断出发，提出用分和卖的方式把包括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石油、电网、铁路在内的国企快速私有化，如在5—10年内把国有企业持股比例降到10%的提法，笔者颇不赞同。他说，休克疗法几乎使俄罗斯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始作俑者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承认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

我认为，这类主张私有化的人没有将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组和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公司制度相连。对于将国企区分为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这个提法，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因为公益性和营利性相对，竞争性与垄断性相对。其次，划分两类国企可减少国际纠纷和诉讼，合理地规避有关国外法律关于政府代理机构的规定，扫清国际贸易中的障碍。营利性国企的经营者是从人才市场作为职业经理人竞聘而来的，其薪酬完全由社会决定

国外虽然有实现城市化途径的研究和理论，但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还没有提出城市化道路或城镇化道路的概念。留在农村的农民走向富裕的主要途径是建设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

世界上许多学者从与城市化有关的多个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多种不同的界定，但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或片面性，未达成全面准确的定义。我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多层面、多角度更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城镇化的动因，形成了城镇化动因多元理论，还特别注重和深入分析了制度因素对城市化的重大影响。

国外现在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城市化类型划分理论，而我国学者则已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成果。我国学者提出按照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不同、城镇规模类型及其空间布局结构的不同、城镇发展方式的不同、城镇化实现机制的不同、城镇化状况的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等六种标准划分不同的城镇化类型。可以说城镇化道路及其比较完整的理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大小之争，即中国的城镇化应是大城市化、小城镇化，还是大中小并举。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强调这一点以后，我国出现了研究城镇化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热潮，围绕着十大争论（界定之争，即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准确界定、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中国应实现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道路之争，即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特征如何正确界定。

所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必须协调并举、双管齐下，在合理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是城镇化类型划分理论。

二是城镇化动因多元理论（农村人口迁移理论）。城镇化道路理论的创新主要有：城镇化道路包括六个方面的选择，即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选择、处理城乡关系方式的选择、城镇规模结构的选择、城镇空间布局的选择、城镇化实现机制的选择、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

五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理论。质量之争，即中国现在的城镇化是健康的城镇化，还是病态的城镇化。

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注重城乡协调发展，城市规模结构为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城市空间布局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且尽可能形成城市群、圈、带、网，实现机制为市场与计划有效结合，通过多渠道筹措城市发展资金，采取内涵式或集约式发展以及节约资源、优化环境、合理规划、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方式建设和管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之争，即农民工应不应该市民化、怎样市民化，是尽快市民化还是逐步市民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争，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应就近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远迁，是先非农化后市民化还是同时非农化和市民化。快慢之争，即中国的城镇化是快还是慢，是滞后还是超前，或者适当。

我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农民数量庞大，即使实现了城镇化，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制度创新之争，即应该进行哪些和怎样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城镇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探讨。

模式之争，即中国城市化应是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还是适度城市化。我国学者现在对城市化的界定则更为全面、准确。

一是城市化或城镇化概念的全面准确界定。城镇化动因理论是关于推动城镇化的原因和力量的理论，是要说明哪些因素导致了城镇化，其核心的内容是哪些因素引起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中。

水平之争，即中国城市化率的现状是高、低，还是适中，城市化水平达到多少为宜。进入专题： 城镇化 。只有这些农村人口同样走向富裕，才能说中国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我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农民数量庞大，即使实现了城镇化，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

快慢之争，即中国的城镇化是快还是慢，是滞后还是超前，或者适当。进入专题： 城镇化 。

只有这些农村人口同样走向富裕，才能说中国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我国学者提出按照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不同、城镇规模类型及其空间布局结构的不同、城镇发展方式的不同、城镇化实现机制的不同、城镇化状况的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等六种标准划分不同的城镇化类型。

国外虽然有实现城市化途径的研究和理论，但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还没有提出城市化道路或城镇化道路的概念。大小之争，即中国的城镇化应是大城市化、小城镇化，还是大中小并举。